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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的附录
三一圣经公会成立于1831年,是一个更正教机构,致力于为世界各地的人群,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提供上帝之道的忠实、精确的译本。最近几年,主也预备了资源,让公会可以开始中文圣经的翻译。 公会分析了现有的各种中文圣经译本,并且把这些译本与最初的公认文本比较,也评估了这些译本是否符合公会的翻译标准。公会的目标始终是根据最初的公认文本,以“尽可能直译、必要时意译”的方式翻译。公会发现,最通用的中文圣经和合本是根据英文修订版(RSV)翻译的,同时也参考了当代希腊文批判文本。而且,绝大多数的现代中文圣经译本都是从当代希腊文批判文本翻译的。所以,本公会所翻译的译本将是最近一段时间第一个直接从马索拉抄本和公认文本翻译的中文圣经译本。公会中文圣经的翻译是要力图根据希伯来文马索拉抄本和希腊文公认文本,提供忠实、精确的中文圣经译本。其中的译者在翻译中都持守上帝默示和护理的教义。上帝的话是不能也不可以被更改的(启示录22.19)。所以,公会努力维护上帝在他的护理中为我们所保存的话,竭尽全力确保上帝的话被忠实地翻译出来。所有的译者、翻译和修订项目都符合公会的翻译原则,并且通过公会所设立的各种不同的核查。 自从 2012 年以来,公会就有一个由母语是普通话的华人组成的小团队。他们存着祷告的心,直接从希伯来文马索拉抄本和希腊文公认文本,承担新的中文圣经译本的翻译。该译本是基于英皇钦定版和其它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译本所基于的希伯来文马索拉抄本和希腊文公认文本。十九世纪初叶所翻译的中文圣经的最初版本也是基于这些同样的根基。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用当代中文,以同样的坚实的基础,而且使用在中文中已经接受的教会和神学术语,翻译中文圣经。因着上帝持续的护理,公会已经出版了中文和中英对照两种格式的约翰福音。 除了出版约翰福音之外,公会还在约翰福音的后面有一个附录,解释为什么新的中文圣经译本是必需的。公会也在2017年翻译和出版了由马尔科姆 H. 沃兹所著的文章《主赐圣言》。 我们也期待你在你的祷告中纪念三一圣经公会中文圣经的翻译和修订。当所有的译者、校对者、顾问、项目合作者和编辑部门都致力于提供一个忠实、精确的中文圣经译本时,请你藉着祷告举起他们。年度最新消息年度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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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Audio以下媒体剪辑取自公会2016年年度大会,所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志勇牧师在此谈到了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当前的进展和目前对更加精确的圣经译本的需要。随后,周牧师阐述了正确的圣经翻译原则的重要性,并且列举了当代译本中翻译不够精确的多处经文。 The following media clip is from the 2016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is in English. The speaker here speaks here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ts current progress and the present need for an accurate Bible translation. The speaker continues
to address the importance of sound principles of Bible translation, highlighting numerous examples from Scripture where accuracy has been compromised by modern translations.
三一圣经公会中文译本译者附录导言本译本有两大特色。第一,直接从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 or Received Text)希腊文原文翻译。这是目前各种中文新约译本中,唯一的一个根据公认文本希腊文原文翻译的译本。当代其它各种中文新约译本所依据的希腊文新约都是现代鉴定文本(Modern Critical Text)。第二,本译本的翻译原则是“尽可能直译,必要时意译”。这一附录的目的是要向读者阐明这两大特色的圣经根据。 圣经逐字默示和完全默示的教义 (Doctrine of Verbal and Plenary Inspiration)圣经是圣灵默示的上帝无谬和无误的话语。新约是以古希腊通用希腊文(Koine Greek)写成,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成。 圣经默示的本质决定了圣经的无谬和无误。“上帝默示圣经的教义就是,圣灵超自然地引导圣经的作者,以致于他们所写的就是上帝的话,没有任何错误和增减。” 上帝自己的话也清楚确定了上帝默示圣经的教义。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 1:20-21)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 3:16-17) 默示不仅在本质上是无谬和无误的,而且在形式上是“逐字默示”(即:默示的形式是具体的字)和 “完全默示”(即:所有和每一个具体的字都是默示的)。 这不同于“概念默示”或“动态默示”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仅仅局限于圣经所包含的教义或概念,并没有延伸到经文实际和具体的字词。” 根据这种观点,“圣经所使用的实际和具体的字词对于我们的信心并不重要,而只有思想或教义才是必须的。因此,人只是受圣经所教导的内容的约束,而不受使徒和先知实际上使用的字词的约束。” “概念默示” 或 “动态默示”的观点是不符合圣经的。首先,虽然思想是重要的,但字句是传达思想的最基本的中介和形式。当重视思想而忽视字词时,上帝的话就必然会被 “私意解说”(彼得后书1:20)。其次,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都不能被忽略。“而且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圣经中,一段经文中的整个论述经常是基于单单一个字,甚至是单单一个字母”(比如,加拉太书3:16的 “后裔” 单复数差别只有一个字母)。 第三,在默示的过程当中,所启示给使徒和先知的不仅仅是思想和内容,而且也包括怎么表达这些思想和内容,就是具体和实际的字词。以下经文表明上帝是何等重视具体和实际的字词。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耶利米书 1:9)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哥林多前书 2:13) 最后,圣经也非常严肃地警告,不要对上帝的话作任何的删减、增加、或改变。 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申命记 12:32)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启示录 22:18–19) 因为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都过去了,律法书的一点一划也绝不会过去,直到一切都成就了。(马太福音5:18) 上帝护理保守圣经的教义 (Doctrine of Providential Preservation)“与默示的教义一脉相承的是上帝护理保守其话语的教义。上帝不仅默示他的话,而且护理保守他的话,使他的话在历世历代中不会消亡,并且以其必须的纯正性得蒙保守存留。” “各个世纪以来,上帝并没有让他的教会缺少他权威的话语,而是让他的子民世世代代忠心地抄写和复制最初的手稿。” 就像约翰欧文 (John Owen) 所说,“上帝全部的话语,正如在默示中被上帝所赐下的那样,每一个字母,每一个标题,都毫无损坏地被保存下来。” 藉着信心我们知道上帝为了我们的缘故,在现存的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的抄本中保存了他的话语。就像特瑞金 (Francis Turretin) 所说,我们相信圣经可靠性和原始来源纯正性的主要原因是“是上帝的护理。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藉着默示圣洁的圣经作者应当写什么和怎么写,也藉着保守圣经免于敌人竭尽全力试图所作的一切毁坏,就为我们的信心赐下他无谬和无误的话语,并保守圣经完全纯正,毫无损坏,使我们的信心始终拥有一个坚定的根基。” 所以,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理保守,上帝的默示对于我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上帝护理保守其默示的教义在圣经中也有清楚的教导。 你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 (诗篇 119:160)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常存的道。 (彼得前书 1:23)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彼得前书 1:25) 上帝是藉着他自己的子民默示、传递、和保守他的话,在旧约是藉着犹太人,在新约是藉着教会。“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罗马书 3:1-2)。关于新约,圣经说:“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 3:15)。 公认文本与拜占庭文本类型 (Textus Receptus and Byzantine Text-Type)逐字默示和完全默示的教义以及上帝护理保守圣经的教义是正确对待上帝话语的必须的根基。虽然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最初默示的手稿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凭着信心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玛索拉文本 (Masoretic Text) 和希腊文公认文本是上帝纯正的话语,在由上帝的选民抄写、复制、和传递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得蒙上帝的保守。 “目前,公认文本这个术语一般是指所有遵循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早期印刷版本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但是,这个术语最开始是指埃尔泽维尔兄弟 (Elzevir) 在1633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术语也在广义上包括来自同样的拜占庭文本类型、代表十六世纪以前大多数希腊文新约抄本的各种希腊文新约版本。”公认文本是指所有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谟 (Erasmus) 的希腊文新约,而拜占庭文本类型是指公认文本所使用的希腊文文本类型。 之所以使用“拜占庭”的名字,是因为该文本类型是东方希腊文教会所使用、传递、和保存的新约希腊文抄本的文本类型。因为该文本类型是由教会传递和保存,它也被称为“传统文本”或“教会文本”。至少从第四世纪开始,直到宗教改革时期,该文本类型一直是希腊教会使用的文本类型。宗教改革时期,伊拉斯谟 (Erasmus) 使用该文本类型作为他出版的第一版新约希腊文圣经的基础。 “约翰伯根 (John Burgon) 的作品证明,无数早期教父所使用的基本文本类型与目前所知道的拜占庭文本类型是相同的。” 在新约的各种早期抄本中,现有5,813卷希腊文抄本, 8,000卷拉丁文抄本,1,000卷其它语言抄本。 在希腊文抄本中,“有95%之多”的抄本属于拜占庭文本类型。 这些抄本都包含了新约的某些部分,在篇幅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约有200份希腊文抄本包含所有或大多数的新约,大约有50份包含除了福音书之外的所有新约,大约有1500份包含部分或所有的福音书。大量的抄本仅仅包含新约某一本书的一部分或几节的经文。 “拜占庭文本类型是首次公开印刷出版的希腊文新约所使用的文本类型。伊拉斯谟 (Erasmus) 使用拜占庭文本,在1516年编辑和出版了他的希腊文新约。” 除了伊拉斯谟 (Erasmus) 的五版希腊文新约(1519-1535)之外,其它重要的公开印刷出版的公认文本希腊文新约包括罗伯特·斯蒂芬纳斯 (Robert Stephanus) 的四个版次(1546-1551),西奥多·伯撒 (Theodore Beza) 的十个版次(1565-1611), 和埃尔泽维尔 (Elzevir) 的三个版次(1624, 1633, 1641)。“最重要的公认文本希腊文新约是伯撒的1598年版。该版与斯蒂芬纳斯的1550和1551版是1611年英皇钦定版翻译的主要依据。” “因此,“公认文本隶属于拜占庭文本类型,基于伊拉斯谟 (Erasmus)、斯蒂芬纳斯 (Stephanus)、和伯撒 (Beza)的编辑工作。” 迄今为止,“大约有三十个版次、超过500次印刷的公认文本希腊文新约。各个版次之间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别。” “虽然这些版次之间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别,但因为其差别既少又小,所以从根本上它们依然被认为是相同的经文。 因此,公认文本是历史悠久、稳定统一的经文,其基础是占现有抄本绝大多数的拜占庭文本类型。“公认文本逐渐被所有的新教人士一致认为是真正的新约文本。作为广泛接受的文本,公认文本成为新教正典的标准。 它“也是丁道尔、1611年英皇钦定版的译者们、宗教改革时期的其它译本所共同使用的文本。” 现代鉴定文本与亚历山大文本类型 (Modern Critical Text and Alexandrian Text-Type)“现代鉴定文本是根据从1775年格里斯巴赫 (Griesbac) 到涅斯理-阿蓝德 (Nestle-Aland 28版,2012年) 期间经文鉴定学者的研究成果印刷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后者最新的版次于2012年出版发行。“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所有英文圣经所依据的希腊文新约主要都是公认文本。” 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世界大战的历史巨变中,人文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怀疑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自然、容易、本能地接受所谓“科学”、“先进”的新事物,怀疑和挑战一切传统、正统和权威。 在十九世纪末,这一影响也延伸到了圣经文本和翻译领域。人们开始怀疑和挑战我们信仰的根基—上帝的话、教会正统的公认文本、传统的英文译本英皇钦定版(KJV),接受所谓“科学”、“客观”、经过“学者们科学和客观考证”、“先进”的现代鉴定文本和各种新译本。在十九世纪以前,人们虽然在科学中寻求答案,但基本上都相信科学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只有圣经才是终极真理。而从十九世纪开始,各种所谓基于科学发现的新理论层出不穷。可惜的是这些新发现和新理论绝大多数都是人不相信圣经是真理的结果。 该趋势和潮流起源于西方,也通过大学、神学院、各种机构、学术界影响了《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和绝大多数中文新约圣经的翻译。在这一趋势的巨大影响之下,对圣经的学习和学术研究开始“与信心和生命脱离,甚至某些基督徒学者也摒弃了圣经,效法这个世界,与其他人一样相信圣经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古老的书而已。” 具体来说, 随着考古中发现的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多样化的希腊文新约抄本涌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斟酌和思考最新发现的经文和他们所熟悉的公认文本经文之间的区别。 二十世纪出版发行的希腊文新约基本上都遵循了韦斯科特和霍特的经文鉴定方法和方向,虽然都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也没有严格遵循他们的结论。其中最成功的是涅斯理和阿蓝德 (NA) 和联合圣经公会 (UBS) 出版发行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迄今为止,除了英皇钦定版的修订版—新英皇钦定版 (NKJV) 和现代英文版 (MEV) 之外,所有现代的英文译本都是基于现代鉴定文本。所有的中文译本也都是根据现代鉴定文本或其英文译本翻译的,包括和合本、新译本、当代圣经、中文标准本、现代中文译本、吕振中译本、思高译本等。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中文英皇钦定版,但该译本根据英文英皇钦定版翻译,而不是根据希腊文原文公认文本翻译。 “现代鉴定文本是折衷性的文本;也就是说,它是学者们使用一定的经文鉴定规则、由学者委员会投票所决定的文本。当不同抄本在某些经文上有差异时,这些学者就根据他们的规则在现有的抄本中决定哪一个抄本的经文是新约希腊文最初默示的经文。” 现代经文鉴定学主要使用三个规则: 1. 优先选择更古老的经文。 2. 优先选择更难懂的经文。 3. 优先选择更简短的经文。 第一个规则意味着要优先选择亚历山大文本类型 (Alexandrian text-type),因为学者们一般认为它比拜占庭文本类型更加古老。而 “产生于埃及亚历山大” 的亚历山大文本类型的抄本 “只占现存所有抄本的10-15%。” 该文本类型的经文可以在早期埃及蒲草纸抄本(比如P46和P47抄本)中发现。但是,其最重要的代表是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 or Codex Aleph, 或称阿莱夫抄本,阿莱夫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梵蒂冈抄本 (Codex Vaticanus or Codex B)。对这一文本类型的支持者是亚历山大的早期教父,其中最著名的是俄利根 (Origen, 185–254) 和奇利禄 (Cyril, 376–444)。 总之,公认文本以拜占庭文本类型的抄本为基础,而现代鉴定文本以亚历山大文本类型的抄本为基础。 多数文本 (Majority Text)除了公认文本和现代鉴定文本之外,多数文本在最近几年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和支持。属于这一文本的希腊文新约包括赞恩·霍奇斯 (Zane Hodges) 和亚瑟·范斯德 (Arthur Farstad) 1980年出版的《多数文本希腊文新约》,莫里斯·罗宾逊 (Maurice A. Robinson) 和威廉·皮尔庞特 (William G. Pierpont) 1991年和2005出版的《希腊文原文新约:拜占庭文本》。这两个版本完全基于拜占庭文本类型的抄本。而公认文本虽然也基于拜占庭文本类型的抄本,但是“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谟 (Erasmus) 的版本和他所使用的几个希腊文新约晚期抄本。” 所以,公认文本与多数文本相比,“是属于拜占庭文本类型的一种更有明确界定的文本。” “但以理·华莱士 (Daniel Wallace) 注意到霍奇斯和范斯德的多数文本与公认文本有1,838处的不同。” 与现代鉴定文本相比,多数文本更接近公认文本。三一圣经公会没有使用多数文本的主要原因是该文本不是大公教会一直使用的文本。另外,多数文本依然采取了某些经文鉴定学的规则和方法。经文鉴定学者们既没有权柄和能力决定什么是上帝的话,而且他们的规则和方法也有诸多问题。这在后文会有详细论述。第三,它也是一种不稳定的文本,随着新手稿的发现、察验、评估和比较,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与之相比,公认文本代表了一种稳定的文本,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就一直被众教会所使用。 公认文本和现代鉴定文本的比较我们在翻译约翰福音中使用的希腊文新约版本是三一圣经公会的斯克理夫纳 (Scrivener) 1894年版。“该版反映了英皇钦定版所使用的公认文本。” 因为“英皇钦定版不是根据任何现有的出版发行的希腊文新约翻译的,” 斯克理夫纳就选择了伯撒的1598年版为基础,当该版与英皇钦定版不同时,“再比较公认文本的十八个版本以确定正确的希腊文经文是什么。” 他发现其最终确定的版本与伯撒 (Beza) 1598年版有190处不同,与斯蒂芬纳斯 (Stephanus) 1550版有283处不同。这些区别是非常小的,与公认文本和现代鉴定文本之间大约6,000处的不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6,000处的不同,有些是非常重大的区别。 这在后面会详细举例说明。 三一圣经公会为什么会选择公认文本,而不是现代鉴定文本作为其翻译的基础,包括这卷约翰福音的翻译?其中至少有六个重要原因。第一,按照上帝护理保守圣经的教义,公认文本是上帝历世历代在教会中所传递和保守的文本。“在5,813卷目前现存的希腊文新约手稿中,有95%之多属于拜占庭文本类型。” 正如伯根 (Burgon) 所说,“上帝用他的智慧为教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外部证据,以确定他写下的话语的真实性。” 公认文本符合绝大多数现存的手稿。这是因为教会历世历代所使用的就是公认文本。“世界各地的教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都在使用公认文本。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大大增加公认文本抄本的数量,并藉着他的护理和保守,使他的救恩临到许多代人。” …公认文本之所以是教会使用的文本,是因为教会认识到公认文本是上帝真正的话语。因此,公认文本的经文不是基于经文鉴定学者的理论和投票,而是基于绝大多数现存手稿清楚一致的见证和教会两千多年历史清楚一致的见证。 因为公认文本所代表的文本类型由历世历代的众教会所传递和保守,所以也可以正确地称之为 “教会文本” 。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公认文本是唯一在教会传播和使用的希腊文新约。 公认文本作为 “教会文本” 的地位也可以根据它 “与叙利亚安提阿城的联系” 中得到证实。安提阿城是信徒第一次被称为 “基督徒” 的地方(使徒行传11:26)。“安提阿是外邦人教会的母会,而且在公元70年耶稣撒冷被毁之后,毫无争议的为普世教会的真正中心。一个从安提阿产生的文本才有可能是被使徒和早期教会所认可的文本。” 后来,“在这一文本占最重要地位的第四世纪,教会也蒙福拥有许多杰出的学者,诸如梅索迪斯(Methodius, 260–312),亚他拿修 (Athanasius, 296–373), 波提亚的依拉利 (Hilary of Poitiers, 315–67), 耶路撒冷的奇利禄 (Cyril of Jerusalem, 315–386), 和尼撒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Nazianzen, 330–394)”。“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目前已经失传的早期重要抄本” 并 “参与确定正统教义和新约正典。”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占主导地位的公认文本是极其重要的。很明显,公认文本被认为是真正的、没有经过损坏的、权威性的文本。
这样,正如 “犹太人被指定为上帝旧约启示的守护人”(罗马书 3:2),“新约圣经的守护被托付给了教会。” 教会从最初的时期就 “认定和传播” 拜占庭文本类型的希腊文新约。 如果相信和承认基督是教会的头,就必须相信和承认基督藉着他的教会保守上帝的话。既然公认文本是教会选择使用的文本,它就应该是圣经翻译中必须使用的文本。“如果上帝在18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赐给教会的是漏洞百出和肢解不全的文本,并且让教会持续使用,这实在是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伊拉斯谟 (Erasmus) 的第一版希腊文新约 “仅仅使用了在当时可以得到的有限的抄本”,而且“他有可能是在匆忙之中出版了他的既有希腊文又有拉丁文的新约版本。” 但是,他所使用的抄本虽然不多,却 “客观地代表了当时可以得到的绝大多数抄本。” 另外,他的版本并不是最终的公认文本,也不是决定性的。众多的学者,包括他和他的继承者,长年累月地辛勤工作,继续参考更多的抄本,出版了目前的各种公认文本。 15世纪和16世纪出版的各种希腊文新约都是由那些认识上帝荣耀和圣经抄本重要性的人出版的。从康普鲁顿并排版圣经 (Complutensian Polyglot) 到伊拉斯谟(Erasmus) 的各个版次,最终到18世纪七八十年代斯克理夫纳 (Scrivener) 的版本,我们拥有卓越的学术水准和难以想象的对抄本最忠心最认真的态度。 毫无疑问,他们所用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当代的学者们,而且他们没有快节奏的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那些分散精力和注意力的事情。 圣经是上帝的话,由上帝历世历代在教会中护理和保守。与这样的信心截然相反,构成现代鉴定文本的亚历山大文本类型仅仅是在最近100多年才被广泛使用。比如说,最负盛名的西奈抄本是1840年左右在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废纸桶里被发现的。同样,梵蒂冈抄本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一直存放在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里,无人接触,也无人能去接触。许多当代学者 “把上帝的话仅仅当作一本普通的书,可以根据现代科学方法的主观臆想和易变的标准随意更改。十九世纪高等批判学诸多毁灭性的影响都是根源于不相信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 有些对现代鉴定文本进行编辑和定稿的学者们甚至不相信和接受圣经的无谬和无误。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些不敬虔的人没有权柄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决定哪些是上帝的话,哪些不是上帝的话!比如,像寇尔特·阿蓝德博士 (Dr. Kurt Aland) 这样受人尊敬的经文鉴定学者,也就是目前最通用的希腊文新约的主编和冠名者,认为 “使徒不是四福音书、大公书信、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的作者”,而且怀疑 “有几本新约书卷不属于圣经正典”,尤其是希伯来书、彼得前书、雅各书、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 这样,就使圣经和圣经的作者圣灵都成了说谎者。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正当地信任他来决定我们的圣经是什么呢? 总之,上帝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上帝的儿女在这一方面没有尊崇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把 “元首” 的权柄拱手让给不信的人,让他们编辑和决定什么是圣经,这不符合圣经和上帝的旨意。 第二,可以论证的是,拜占庭文本类型像亚历山大文本类型一样古老,甚至更加古老。拜占庭文本类型是 “整个拜占庭时期—公元321年到1453年(实际上比这还要悠久)教会的标准文本。” 而且,“即使那些最激烈批判拜占庭文本的人也相信这一文本类型的年代可以追溯到第三世纪末或第四世纪初。” 另外,“在早期的蒲草纸抄本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拜占庭文本类型的经文。” 这表明,拜占庭文本类型的年代 “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二世纪。” 拜占庭文本类型的古老性也为许多早期的圣经译本所支持,诸如古叙利亚文(或亚兰文)圣经、拉丁文圣经、别西大 (Peshitta) 圣经等。许多早期教父在其作品中对经文的引用也同样支持拜占庭文本类型的古老性,比如殉道者游士丁 (Justin Martyr, 100–165), 爱任纽 (Irenaeus, 130–200),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150–215), 特土良 (Tertullian, 160–220), 希波吕托斯 (Hippolytus, 170–236), 甚至也包括俄利根(Origen, 185–254)。 最后,一种文本类型或抄本的年代 “与其所包含的经文或内容的年代并没有必然联系”。 也就是说,晚期的文本类型或抄本有可能包含早期的经文。 公元200年到300年左右的教父作品引用的某些经文并没有出现在公元300年到400年的亚历山大抄本中。但是,这些古老的经文却出现在公元500年以后的抄本当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马可福音16:8-20。第二世纪爱任纽和希波吕托斯的作品中引用了这段经文,而且几乎每一个公元500年以后的的马可福音抄本都包含这段经文,但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这两个亚历山大文本,并没有这段经文。 第三, 现代经文鉴定学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些属于亚历山大文本类型的所谓最早的抄本不一定是最好的抄本,反而有可能是最差的抄本。这些早期的抄本之所以能被保留到现在,一个非常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它们因为被初期教会摒弃,没有使用,所以没有磨损,就得以保存下来。与此相反,公认文本最初的手稿因为经常使用以致于被磨损,而没有保存下来。这正如一本好书,读者反复阅读,反而不容易保存。教会对这些早期抄本的接受程度和使用状况无从查考。比如,亚历山大文本类型起源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圣经和教会历史没有提到过任何使徒曾经到过这里。但是,“教会历史却告诉我们许多臭名昭著的异端曾经在这里生活和教导别人,包括巴西理得 (Basilides)、依西多尔 (Isidore)、瓦伦提尼安 (Valentinus)等诺斯底主义者。 除此以外,也 “从来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之外存在任何亚历山大文本类型的抄本。” 而且,“亚历山大文本类型最重要的两个代表,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质量极其低劣。在斯克里夫纳仔细检阅西奈抄本之后,声称西奈抄本‘书写粗糙’,‘漏洞百出’,比如,‘遗漏了许多整行的经文。’” 另外,“这些主要的亚历山大抄本在彼此之间有成千上万的不同(仅仅在福音书里就有3,000处不同),表明它们的确是错误百出的文献。” 同时,“根据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所编纂的希腊文新约,其经文与目前现存的绝大多数希腊文手稿是不同的。” “有非常少的抄本是根据亚历山大抄本类型复制的。” 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其低劣的质量和值得怀疑的可信度。 总之,上帝藉着教会护理和保守他的话。上帝的话保存在教会里,而不是保存在山洞里。通过考古在山洞中发现的所谓的 “最古老的手稿” 或 “古卷” 更有可能是被教会弃而不用的有重大问题的抄本。我们相信上帝的护理和保守,也相信和尊重上帝赋予教会的使命和权柄。 第四,现代经文鉴定学的其他规则,诸如应当优先选择更简短的经文和更难以理解的经文等,也经不起客观的推敲和研究。更简短的经文有可能缺乏广泛的抄本支持。而且根据这一原则,新约的一章,甚至一本书都有可能被排除在圣经以外。其次,学者们使用这些原则重新编辑和组建的某一节或某一段经文因为取自不同的抄本, “经常没有任何现存手稿的支持,而纯粹是学者们编辑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因为亚历山大文本类型通常比拜占庭文本类型所包含的经文更加简短,优先选择更简短经文的原则实际上有利于亚历山大文本类型。 除此之外,更难以理解的经文很有可能是因为圣经抄写员所犯的错误,无论在语法上还是在意思上经常不通。最后,上帝对圣经的 “护理和保守也不允许像埃及亚历山大文本这样单单某一个地方性的文本成为主导性的文本。对上帝护理和保守的挑战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和不信。” 除了缺乏地域上广泛的的证据之外,现代鉴定文本仅仅是基于与绝大多数抄本不同的有限几个抄本,从而也缺乏让人信服的数量支持。 第五,经文的选择在现代经文鉴定文本中取决于个人的判断和偏见,总是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过程之中。因为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现代鉴定文本的学者们把考古的新发现不断地吸收到现代鉴定文本中,经文鉴定委员会的成员也不断在改变,所以,他们的判断和结论也不断在改变。比如,联合圣经公会迄今为止出版了五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1966, 1968, 1975, 1983, 2014)。其经文脚注包含了经文鉴定编辑委员会对某处经文选择确定性的评估,按照英文大写字母排序,A代表非常确定,D代表非常不确定。非常明显,他们的评估在这五版当中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资源所结出的成果—现代鉴定文本不仅不能确定上帝的话到底是什么,反而使上帝的话处在不断的改变和 “进化” 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即使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上帝的话还是不确定的,而且还不能确定。毫无疑问,他们的结论在将来会更加不确定。 第六,最触目惊心的是在经文鉴定学者们所编纂、重建、定稿的现代鉴定文本中,许多重要的经文被删除、被改变、或被加以括号注明不在 “古老的手稿” 或 “古卷” 中。 大卫·布朗特 (David Blunt) 注意到“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更改上帝的话。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他所支持的三种更改经文的主要方式:删减、增加、替换。” 其中,删减 “是现代圣经译本中最主要的更改经文的方式。” 与公认文本相比,“梵蒂冈手稿在福音书中就删减了2,877个字;而西奈手稿在福音书中删减了3,455个字。” 在整个新约中,现代鉴定文本的删减估计有 “200节(相当于整个的彼得前后书)之多。” 有人可能认为,某些经文的删减所影响的主要内容和教义依然可以在新约其它地方发现, “但是其它地方的经文经常是缩短的,不像被删减的那些经文更能明确清楚地表达其中的教义。” 比如,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的约翰一书5:7-8就是这样。另外,有些经文,像约翰福音7:53-8:11,其内容不存在于其它任何经文当中。 以下举例说明现代经文鉴定学所造成的问题(黑体字): 1. 删减
2. 增加
3. 替换
当今的信徒必须在两个版本之间作一个选择,一个版本基本上是根据第四世纪的两个手稿重新编辑组建的文本,该文本在许多地方删减了有关基督神性的经文,估计总共删减了大约200节经文(相当于彼得前后书);或者他必须选择上帝在过去的二十多个世纪里在教会中一直使用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所使用的是上帝赐福的版本吗?是最荣耀和高举主耶稣基督的版本吗?我们所使用的到底是什么版本的圣经? 翻译原则一般来说,有两种翻译原则或哲学。一种原则是 “直译,字对字翻译,是形式对等” (formal equivalence) 。而另外一种是 “意译,根据思想内容翻译,是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 除了使用斯克理夫纳(Scrivener)希腊文新约版本之外,本中文圣经译本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尽可能直译,必要时意译” (as literal as possible and as free as necessary) 的翻译原则,也就是形式对等的翻译原则。这样,“原文中的任何一个字在翻译时都不会被忽略,并且以最直接和对等的方式翻译出来。” 直译的翻译原则是根据圣经逐字默示(即:默示的形式是实际和具体的字句)和完全默示(即:所有和每一个具体的字都是默示的)的教义。 而动态对等和意译的翻译原则是基于 “概念默示”或“动态默示” 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仅仅局限于圣经所包含的教义或概念,并没有延伸到经文实际和具体的字词。” 正如先前所述,这种观点不符合圣经,因为教义和概念只有藉着字词才能被认识和传递。而且,“现代人并不能完全知道圣经作者的思想”,而只有通过信实地保留和翻译我们领受的上帝之话语的每一个字,我们才能明白、传达、和传递圣经作者的思想。 任何的翻译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程度的解释。但是,在形式对等的翻译方法中,解释的成分被有意识地降到最低。在形式对等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作用不是‘为教会解释圣经。’与此相反,‘译者的真正作用是为教会提供精确的翻译,使教会以此为基础解释圣经。’ 所以,本译本的译者们尽可能地使翻译与希腊文原文的字词和语法结构保持一致,尽可能名词翻译成名词,动词翻译成动词,等等。译者们 “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上帝在原文中说了什么,而且关注上帝是怎么说的。这是因为经文的形式也是传递意思的一部分,” 也是默示的一部分。我们的某些翻译与众不同,读者一开始可能感到比较陌生,不太习惯,这是因为我们尽可能忠于原文的缘故。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 “倡导一种绝对直译的译本,因为有些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在英文或中文中没有合适的形式对等。” 这样,“严格直译的翻译有时会对英文或中文读者来说难以理解,莫名其妙。” “因此,译者们以敬畏的心认真谨慎地翻译习语、成语、方言、修辞、和难解的词汇。圣经是上帝的圣言,必须要这样对待。” 在“信、达、雅” 三个方面,我们首先追求“信实”,同时兼顾“达”和“雅”,以达到 “精确性” 和 “可读性” 的目标。 结论根据圣经逐字默示和完全默示的教义以及上帝护理保守圣经的教义,在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中被真正教会所一直使用的公认文本,而不是仅仅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学者们编辑的现代鉴定文本,是我们翻译所必须使用的希腊文原文新约。根据圣经逐字默示和完全默示的教义,我们的翻译原则必须是形式对等,而不是动态对等。 请为翻译团队代祷,让他们继续以荣耀上帝的方式完成其余圣经经卷的翻译。在新约的翻译完成之后,三一圣经公会也计划把旧约从希伯来文玛索拉抄本 (Masoretic text) 翻译成汉语。公会的目的就是在未来十年之内,为全世界成千上万说汉语的人提供一个上帝整全话语既信实又精确的译本。愿上帝高举他自己的话语,使用这一译本赐福华人教会,荣耀他的名。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远,阿们! 注:译本中的加点字不存在于原文圣经中,是译者为了中文的通顺而加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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